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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转自微信公众号“文学人类学”
摘要：本文以当代“艺术乡建”为映衬，围绕北碚乡建的历史回顾展开。通过考察实录与文献比照的方式，简述了乡村运动的今昔关联及其内涵的中西呼应。结合近代中国的历史演进而论，21世纪中国的乡村振兴是20世纪乡村建设的历史延续，而在人类文明的城乡演化上，中国的现代乡建不过是国别范围内的一种缩影和参照。从西欧经验开启的全球进程来看，现代化潮流中的世界各国形成了“乡村怀旧浪潮”与“城市发展主义”的二元对峙，彼此各执一端，各显利弊，需要总结和反思。
关键词：乡村建设；北碚；卢作孚；乡愁“乌托邦”
引言：艺术乡建与乡愁“乌托邦”
在时代变革与社会各界的多重推动下，“艺术乡建”等关涉城乡变迁的新一轮浪潮已像时尚运动一样在当代中国四面开花，此起彼伏。互联网上的大众媒体渲染说：“基于乡村文化资源的艺术乡建”，是“千千万万个‘神笔马亮’一样的艺术家建筑师与村民展开的在地化的深度合作”，目标是“共同探索现存整体性文化复兴”，实现从“乡村艺术振兴”向“乡村社会振兴”的转变。
在专业界，一些介入乡村的艺术家则喊出了炫丽的口号，声称自己的目标，是要“把乡村变为艺术空间，将田野化为画布舞台”。
绘在墙上的“艺术乡建”：浙江灵溪村/新华社图
与此同时，有关“乡愁”的传布、讨论乃至打造，也在学界和业界热烈进行。王杰等学者还从文化记忆与审美现代性出发，提出了“乡愁乌托邦”的响亮命题。王杰把中国传统中的乡土性视为深植于国民情感结构的“文化基因”，继而阐述说：
这种文化基因不是简单以“剩余文化”的形式存在于当代中国审美现代性的情感结构中，而是以乡愁乌托邦的形式，积极地参与到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来。
这就是说，有关乡愁的议题已不仅关涉精神层面的情感、记忆审美，并广泛渗透至事关国家建设与文化改造的社会实践中。
然而一如学者们分析的那样，号称“艺术乡建”的运动并非艺术界一厢情愿的主观构想，而同时关涉到“乡村振兴”与“艺术再造”两个表面联系其实相差甚远的维度。 在我看来，无论怎样在表面关涉乡村，但凡不涉及农林牧副渔等三农事项者都是单向度的城市扩张。因此，就艺术界一厢情愿的参与及阐发而言，亟需完善并夯实对乡村振兴与乡土传统的主位观察和深入了解，切实知晓乡土社会的历漫长脉络及其在现代遭遇的文化困境。
本文以此为前提，围绕北碚乡建的历史脉络展开，通过考察实录与文献比照的方式，简述乡村运动的今昔关联及其内涵的中西呼应，以期为如火如荼的艺术乡建提供历史与地域的实证案例，及其可资参考的乡土关联。基于上述考虑，笔者以如今城乡差距剧烈拉大的成渝地区为例，聚焦乡土，稍作观察。
舞台：成都-重庆“双城记”
在时光进入人类社会的加速时代，往返成都与重庆，最快高铁只需一小时。与曾经的路途相比，障碍减除了许多，需要跨越的只是人为的许多距离。
2021年6月下旬，四川大学文学人类学考察专题组到重庆走访，前后四天。除了应邀到西南大学和工商大学做学术交流外，还参观了北碚公园、汉藏学院等历史故址。行程由邀请方协同安排，以民国乡建的历史回望为主线。路途匆匆，浅描如下。
北碚在嘉陵江边上，坡地为主，乡民以往大多务农为生，后来靠逐渐兴起的场镇和码头发展起来，但据说只要遭遇暴雨侵袭，整个场镇便会淹没在江水之中。民国建立后，北碚划归巴县的东里，统计的居民有三千多户，人口接近两万，在世人的认识中不过是川东地区“一个规模较大但较为偏僻的山村”而已， 直到卢作孚等各路乡贤在此发动乡村建设运动，北碚面貌才发生了接连的变化。
民国北碚：老码头和旧街区
巴蜀两地，古源有别，自元代设省之后渐为一体，且以川闻名，地称四川省，民叫四川人，只是在区域习惯上保留着川东和川西之名，到了20世纪末中央将重庆直辖，彼此又才再度区分。如今因形势需要，国家重倡大区整合，启动了川渝双城经济圈布局规划。2020年10月召开的中央会议宣布：“当前中国发展的国内国际环境继续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有利于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一年之后，经国家发改委批复，“成都都市圈”城市宣告组建，力图“充分发挥成都辐射带动作用”，进一步推动区域性的一体化、同城化发展。
川渝双城圈：中国经济增长“第四级”/网络图片
中国体制，中央决定地方，城市驱动乡里。此后不久，川渝各级机构纷纷响应，连地处南坪大学城的重庆工商大学也成立了以“成渝经济区”为主题的协同创新中心； 四川大学的本科团队也以大创课题为契机，组织了由李劼人作品延伸而来的今昔对话，探讨在文学表述的超验世界重建巴蜀记忆的可能。
于是，巴蜀之间似乎又掀起了新一轮跨地联系；而联系的实质，紧密关联着影响人类命运的核心推动力——城市化。用现代汉语中不断翻新的国家叙事话语说，即充分发挥“城市中心”和“中心城市”等都市群落的示范效应，打造“承载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和人口的主要空间”。
景观：火焰山上“作孚园”
2021年6月21号，周一，课题组抵达重庆。次日一早起来即被带领参观位于老城火焰山的北碚公园。
重庆火城名副其实，虽遇降雨，仍闷热得厉害，稍有动弹便汗流浃背。然而本地市民却淡定如常。出门所见如过佳节，满街是人，或蹲或坐，或忙或闲；店铺敞开，灯光敞亮，吆喝不绝，隔三岔五的街凳几乎见不到一张空的。人们摇着蒲扇，悠悠地闲着，令人有时光倒错之惑，以为一直停在昨日傍晚，还延续在山城火锅之中。
以往从无清晨逛公园的习惯，即便旅游出差也是如此。但安排者说值得一看，只好听从。于是早上8点便进到园内，触动最深的便是作孚园。
作孚园在公园中央，从故址的源起和影响看，实为公园的核心所在。
“作孚园”景象/笔者拍摄
北碚公园经卢作孚发起，由20世纪30年代在火焰山创办的峡区博物馆扩建而成，最初曾叫火焰山公园，如今已成为北碚的观光名胜。发布在网上的“导游词”展示了后人的承继和认可。其曰：
1927年底开始，卢作孚组织在北碚新营房受训练的各期青年学生，在北碚火焰山上修建平民公园，让百姓们也有游览和娱乐的地方。
依照“导游词”的解说，北碚公园包括作孚园、茶园、盆景园、儿童乐园等景点，“是一个综合性的山地公园，同时也是一个宣传爱国主义的基地。”
如今的北碚公园占地100多亩。作孚园位于园区最高处，正中放置着卢作孚坐像。入口处的碑文对卢作了简要介绍，称其是“北碚地方事业的开拓者、奠基人”。除了广为人知的长江航运、科教救国及乡村建设外，卢作孚开拓的地方事业还包括了对新社会空间的营造。其中面向平民开放的公园景点便是重要标志和场地。北碚公园的创建属时代之举，与民国十七年（1928年）成都“郊外第一公园”（望江楼公园）等处的改建开放异曲同工，遥相呼应。在同一时期，卢作孚还到成都参与少城公园内“通俗教育馆”的活动，将其建成“宣传新文化和近代科学知识的中心”乃至全国“最见成效”的通俗教育场地。
北碚作孚园：留给后人的时代印记/笔者拍摄
在教育与社会的互动问题上，卢作孚认为“学校不是培育学生，而是教学生如何去培育社会”。知而践行，通过现代公园的创建，他提出的理想是“愿人人皆为园艺家，将世界造成花园一样。”
如今，卢作孚的园艺名言被后人镌刻成碑，立在了他的塑像背后。
回望历史，在北培花力气建造现代公园的事例表明，与同一时期张謇等人倡导的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改造不同，卢作孚主张的乡村建设不是要保留本土乡村的传统旧貌，更不是推行乡愁般的文化复古；恰恰相反，他是想在时代浪潮驱动下，使乡村城镇化、现代化。
在题为《乡村建设》的一系列论著中，卢作孚阐明的观点是：“中华民国根本的要求是赶快将这一个国家现代化起来。所以我们的要求是要赶快将这一个乡村现代化起来。” 多年后，梁漱溟对卢的夸赞，也因此聚焦为对本土乡村的城镇化改造，即将北碚建设为“生产发展、文教事业发达、环境优美的重庆市郊的重要城镇。”
1943：卢作孚的《乡村建设》
智库：文星湾畔“西科院”
“西科院”是笔者用的简称，全名是“中国西部科学院”。对于民国这所民间科研机构的名声，多年前便已知晓，只是不知其究竟何样、近况如何。感谢东道主的精心安排，此行终得一见。
21日上午11点左右，从作孚园出来朝西北方向行走，约莫10多分钟就到了文星湾路42号——面向公众开放的中国西部科学院旧址。
中国西部科学院旧址外景/笔者拍摄
依我之见，卢作孚动员各界人士创办西科院的意义重大，其中的亮点是民办、创新和开拓，即民间性、现代性和国际性。若再作简略概括的话，那就是：以超凡脱俗的个人魅力为基础，运作民间资金，汇集现代英才，构建科学体系，推广民众科普，推动国际交流。如今，通过史学家们的陈列展示，令观众仿佛再度听见了西科院的历史回音，即：科教新民。
关于西部科学院的创建详情，文献史料多有记述，此处不赘；我们来去匆匆，所见不深，也不多言。值得留存的是当日与西南大学李军教授的交谈。李军教授史学出身，对北碚史实的地方沿革颇有心得。他为我们做向导，介绍说当日参观的展览其实是友人潘家恩的作品。家恩的专业也跟史学相关，近年专注民国北碚的乡建研究，并将自己的感知心得灌入展览，最大成绩便是突出了20世纪北碚乡建的开创意义乃至世界价值。
科教新民：中国西部科学院的历史回声/笔者拍摄
在潘家恩眼里，北碚是中国乡村建设的“集成和汇聚之地”，因为这里把民国时期中国乡村建设的一批代表性的人物——卢作孚、陶行知、梁漱溟、晏阳初等全部汇聚在了一起。
李军的评价很快得到印证。进馆参观，入口立板一下便以引人注目的标题，引导了到访者的目光。立板下排的一行小字将展示内容定位为“中国乡村建设百年探索展”，上排主题则揭示了布展者欲与观众一道大书特书的当下内涵——“乡村振兴的历史先声”。
展览以图文并列的方式，再现了1930年代以巴县北碚乡为核心、借“西科院”、“峡防局” 及民生公司等虚实之力创立的嘉陵江三峡乡建试验区。卢作孚当年表达的理想，是要以建设现代化国家为目标，将北碚建设为农工商结合，包括煤矿、电厂、铁路、水泥厂、电厂以公园、植物园、图书馆等在内的现代综合体，一个“生产的区域”、“文化的区域”和“游览的区域”，由此而为国民“创造集团生活”，实现将中国建设为一个成功的现代化国家之梦想。
百年中国，由史贯通/笔者拍摄
这就是说，如今遍及全国上下的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振兴并非伴随21世纪的国家扶贫才起步，而是连同整体的国家现代化一道开创于晚清民国。其中的源起和动力来自包括卢作孚、梁漱溟、晏阳初等前辈志士的积极参与、推动。就笔者见闻所及，彼时与北碚西科院相呼应的还有建造在天津的北疆博物院。其间凸显的考古展出，与北碚博物馆的地质陈列可谓异曲同工，南北关联，共同体现了以现代科学塑造新国家与新国民的宏大目标。
追溯源头，自20世纪勃兴的百年事业数代延续，薪火相承，功不可没。不过值得深入辨析的是，在百年中国的乡建道上，其实存在着的区别显著的认知差异与路径分歧。因为注重科学救国，卢作孚一派在北碚发起的乡村建设实质是乡村改造，是以城市为楷模、科技为手段推行的乡村现代化和城镇化。其不仅与当年梁漱溟主张的乡村本位、传统复兴区别显著，与今日的乡村振兴、乡土回归也存在差异。
6月22日，我们与东道主同行在西南大学附近的书屋举行小型对话，对北碚乡建的原创性质及意义做了研讨。回到成都后川大课题组又进行总结反思，都觉得对不同的乡建模式还有深入对比的必要。抵制不良游戏，拒绝盗版游戏
根脉：蔡家街的“农耕馆”
蔡家（岗）在北碚东南端，一个剧变中的乡镇级街道。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扩展，这里日益呈现为近于四不像的城乡结合部。媒体宣传将其表述为“城乡总体规划都市圈21个城市组团和大型聚居区之一”，并且是“重庆市和两江新区的先进制造业和都市综合功能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此次走访的农耕馆就在原属蔡家镇的天印村，系本地乡贤刘映升一家的文创作品。由于创意独特，刘家农耕馆声名远扬，到访者赞美其使农耕智慧活化传承，“将有形的藏品通过图文方式变得鲜活生动，并以多样丰富的公教活动使这一智慧作用于公众的心灵。”
“农耕馆”的墙上展图：降维了的乡土记忆/笔者拍摄
6月22日下午，我们来到刘家农耕馆参观，迎面见到贴在墙壁上的展览宗旨——留住乡愁、爱我故乡。其中表达的情感及其对“乡”和“建”的定位，都与卢作孚的北碚乡建不同，传递了乡民主体对农耕传统的更多认同和眷恋。
同一面墙上的展示中，还特别录抄了创办人刘映升的乡土诗歌。其中写到：
老水牛拉老犁头，退出历史使人惆。
养我华夏五千年，农耕文化深悠悠。
时过境迁。如今，因处在房地产商的大拆大建之中，我们抵达时，见到的村里景象可谓七零八落，衰败不振，与农耕馆创办当年展示的风貌形成强烈反差。三年以前，农耕馆创办人刘映升老先生不幸过世，儿子刘刚几乎凭借独自之力艰难支撑,顽强守望，终日耗费的精力不是对付各路说客的拆迁动员（诱惑），便是阻挡大型运输车辆对门前小路的粗暴碾压。
农耕馆创建人刘映升及其四周的城市化工地/笔者拍摄
如今，在一边倒的城市化舆论下，面对异常激烈且又极不对称的城乡竞争，即便拥有父辈遗传的乡建品牌，刘刚这样的二代村民还能怎样呢？慢慢地，他们不也开始顺应媒体的说法，把“时代变迁”这样的宣传话语写上展板了么？更重要的是，通过基层刘氏父子与乡贤卢作孚等的比照，不难见出，即便在同一区域北碚乡土中，与乡建相关的历史运动也关涉有差异的多元主体，彼此间的根基有别，目标和路径也是颇不相同的。
展板表述的与时俱进/笔者拍摄
善缘：缙云山涧“汉藏院”
22日上午按计划参观梁漱溟故居，未果。梁漱溟也是20世纪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他以世界范围的文化比较为基点，提出由乡村造中国的鲜明主张和积极实践，将乡村建设拔升到“建国运动”的高度。 因此其在北碚的故址也列入了我们此行的重点。无奈所到之日该处正在修缮，接待人说要到下半年十月才开放，于是只得继续乘车驶往缙云山，参观列入行程的汉藏院。
太虚铜像与“国宝”景区/笔者拍摄
汉藏院是1932年创建的著名佛学研习胜地，为太虚法师依托缙云寺设立，如今成了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称完整宏大，叫“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展示着20世纪太虚法师弘扬佛学的国际抱负与全球蓝图。不过因行程安排饱满，事前又未曾细作功课，所到之处都只能是走马观花，故而对汉藏院的内涵基本不知，直到最后在出口处见到太虚法师塑像，才猛然触动。这时，我想起了多年前在贵阳黔明寺点拨过我的性定法师。
性定法师与成都昭觉寺的清定法师同门，据说都得到过太虚真传。如此说来，我们之间便有了一层历史穿越的师承关联。于是，面对眼前的太虚塑像，我半似无意半认真地对同行的晚辈学生说，这是你们老师的老师的老师。
1939年抗战期间，太虚法师到贵阳弘法，住在黔明寺，向大众宣讲《成佛救世与革命救国》，号召僧众树立佛陀“降魔而后成道”之精神。 多年后，也是在黔明寺，他的徒弟性定法师对我揭示的则是，面对滚滚而来的经济发展，要警惕“盐水解渴，愈解愈渴，无以复加”的困局。
1932年创建的汉藏院以“沟通汉藏文化，联络汉藏感情”为宗旨，注重显密兼修，强调内证为主的内学；在入世层面，则同样关注民生民情，主张由学理而实践、从本土到国际的贯通，主张“研究汉藏教理，融洽中华国族”及“发扬汉藏文化，增进世界和平，以言振兴佛教”。
联想到20世纪改革开放后，王小强等青年经济学家在西部开发浪潮中以少数民族地区乡土知识为例揭示过的“富饶的贫困”，大虚法师的愿景同样显出与同时代的乡村建设形成呼应，其中的见识放至今天仍不为过，甚至遥不可及。
王小强、白南风：《富饶的贫困》
景区：嘉陵江畔“金刚碑”
金刚碑也在北碚，有过久远的乡土延续，如今则成了浮光流影般的人造景区。
与北碚得名相似，此地以前叫金刚碚，也系延伸至嘉陵江中的巨石而来，后因佛教流传才由“碚”改“碑”。史料介绍说，这里自康熙年间“开街”，也就是成为以乡间商贸汇聚周边的场镇之地和连通四方的水陆码头。由此可见，金刚集镇的古今传承至少已有300年以上。然而进入21世纪之后，由于在激烈的城乡拉锯中竞争乏力，这里也逐渐滑入乡民流失、无人问津的衰落之道，变成了“残破、荒芜……到处都是遗弃房屋”的凄凉景象。
后来，经政府出面招商，吸引实力雄厚的商家介入，策划打造，又才呈现出看似复苏的表面景观。
金刚碑：乡村“景区化”的时代演变
2021年6月22日上午，我们在东道主带领下来到金刚碑，漫步观看了既无村民也无游客的乡村景区。
出于道路建设、城市发展乃至旅游开发等外来需求，乡村的土地被一家一户、一村一寨乃至一乡一县地无情征用，世代沿袭的本土乡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家园，丧失了自己的乡土之根；同样的道理，流逝了农民的乡村也没有了赖以支撑的农人命脉。
金刚碑：无人之境和镜中之人/笔者拍摄
于是，走进风景如画的金刚碑景区，面对一间间精致打造的人工院落，梦幻感油然而生，一大堆问题闷在心里，令人发堵。经由企业资本、景观设计和地方部门的多重营造，本地乡村似乎获得了表面的景观振兴；可是，人呢？不见。
乡村振兴的振兴对象是乡村、乡土、乡民，而不是喊出来的口号或装饰出来的布景。然而面对以旅游开发或艺术乡建之名四处打造的人造村落，不禁令人大声追问：乡村振兴是只拿来观看、游玩或休闲的吗？在被遮蔽的景观舞台背后，本地乡民都到哪里去了？难道都被提前写入未来简史、塞进二维展示的看板里了么？一句话，没有了乡民的乡村振兴还能否叫振兴？
故事：晏阳初纪念馆
最后一天，回到过去。参观晏阳初纪念馆。在北碚歇马镇旧址，缅怀一则被重新发掘的世纪心愿：乡村运动走向世界。此愿源自晏阳初等一批民国人士当年关怀乡村的广泛实践，故也是后人对此的世纪总结。
“文字下乡”：20世纪中期，晏阳初等在河北定县的乡建场景
与卢作孚及梁漱溟相似，晏阳初的事业既是学术与思想的，更是实践及社会的。1944年，在接受作家赛珍珠（Pearl S. Buck）访问时，他把同人们从事的乡村研究比喻为“人的实验”，并强调了其与学院派的区别。晏阳初说，“我们不是用学院的方法，而是要求做这种研究和学习的人一定要有一流的学术修养。”
为此，晏阳初勾画了那个时代社会研究的实证特征及其与人民的紧密关联，那就是：
他们不是在实验室做研究，不是坐在安乐椅里设计工作计划，而是要走到人民中间去，要了解人民的问题，向人民学习，找出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如何才能解决这些问题。这是一种新的研究，是进行社会研究的重要方法和步骤。
今昔互映的历史展板：走向世界的中国乡村/笔者拍摄
时隔多年，陈列在北碚晏阳初纪念馆的展览经过精心布置，通过图片、实物的摆设、介绍，呈现了布展人心中百年前乡村运动先驱们的应有镜像。其中放在首位的关键之语，便是由众多史料中挑选出来的理想表述，即——
除天下文盲 做世界新民
此表述既揭示了从天下到世界的格局变迁，亦表明了开新知、做新民的跨国志愿。不过即便返回民国场景，有关如何看待乡村状况、是否该把乡民视为文盲、等同于“愚、弱、贫、私”的落后群体，其实也充满了不同的论辩与质疑。如人类学家费孝通就持反对意见，主张城市与乡村及文人与村民各有优劣，不赞同单方面的“文字下乡”，不赞同简单化一地向农村输入现代方式，因为那样会毁掉诸如“差序格局”“熟人社会”等乡间悠久的文化传承。
双方的论争表面上呈现了乡建认知的派别差异，从更为深沉的历史角度看，则体现了作为整体之“乡土中国”的文化困境。 值得反思和关注的是，当年的分歧似乎延续至今——卢作孚与晏阳初等体现的“乡建派”看来一脉相承，继续强调着对农村“文字下乡”式的帮扶改造；而费孝通代表的“乡土派”则依然注重乡土本色，强调尊重乡村自身的传统价值，及至推衍到作为人类遗产层面加以发掘和保护。彼此各执一端，对应互补，形成了乡村道上的两条路线。
反思：历史回声与跨国比较
20世纪后半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的代表之一威廉斯出版《乡村与城市》一书，对不列颠半岛乡村与城市的互动经验进行总结，凸显了其中包含的双面冲突。威廉斯开篇之首即以自己的家乡经历为例，描绘了由城乡变迁激发的情感对立。在正的一面，乡村代表一种“自然的生活方式”：宁静、纯洁、纯真的美德”，城市代表“成就的中心”：智力、交流、知识；而在负的一面，则城市代表“吵闹、俗气”和“充满野心家的地方”；乡村等同于“落后、愚昧”以及“处处受到限制”之地。
威廉斯：《乡村与城市》
通过对堪称前兆的“英国经验”剖析，威廉斯阐释了由工业革命推动的城市化影响。在我看来，威廉斯论述的突出贡献是不把乡村和城市对立割裂，而是视为整体，并且同时揭示了彼此皆有的优劣两面。在现实中，尽管经过从乡村到城市的历史巨变，并已成为世界上最城市化的国家，不列颠人却依旧在社会记忆和文学书写中保存着对乡村的长久眷恋。威廉斯总结说：
英国人对乡村的态度，以及对乡村生活的态度，却一直不变，其韧性不同凡响。
将视野转回东半球。如今，在全球关联的场景中由北碚回望中国，回望以乡村建设为主线的世纪演变，不难发现从梁漱溟到晏阳初、从陶行知到卢作孚、从费孝通到刘映升；再从农耕馆到金刚碑直至西科院、峡防局，从乡土中国的重述到乡村振兴的延伸，历史的年轮由此铭记，事业的艰辛在这里盘旋。
与此呼应，联想到现实中像蔡家镇刘刚那样的无数乡民，想到他们此起彼伏的艰难处境，便有更需要深究的问题是：谁的乡村？怎样重建？
感谢东道主安排，沿北碚赴南坪，虽时光匆匆，仍已在川渝两地交往的学术行程里再次感受重庆魅力，再度体认这里不仅有让人汗流浃背的热辣“火锅”，还有悠远厚重的“陪都”沉淀，更有数代承继的“乡贤”故事与“乡建”诗篇。
盘点北碚：未走完的历史线路/课题组制图
然而不可忽略的场景是，无论多么令人缅怀，也无论是指向乌托邦还是通往城市化，如今，巴蜀故地的种种乡愁都已卷入了国家层面的城市化波涛和“川渝双城记”的地方书写。
在此场景中，形形色色的城市非但未表现出丝毫退让而且在迅猛升级。就在我们此行考察的景点四方，不是已簇拥着重庆南坪的“大学城”，便是正崛起成都天府新区的“科学城”……
成都科学城：冉冉升起的天府新区
这样的反差其实并不奇怪。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比较中国的传统社会时强调“乡土性”特征，并将其称之为“乡土中国”；但他同时就说过这只是相对的一面而已，在基层的乡土之上“还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若以对应方式命名，后者亦即“城镇中国”。 可见，即便在历史悠久的古老中国，城乡两级，连接和分化同样交错久远，与之关联的乡建之路，古今承继，艰辛漫长。在国家现代化意义上，卢作孚式的乡村建设可以说已基本实现——如今升格为重庆市区之一的北碚高楼耸立，今非昔比。而刘映升式的农耕复兴则步履艰辛——乡间传承的耕作文化日趋边缘，后继乏人。
2014年末，北碚乡民刘映升应邀出席第六届全国社区互助农业（CSA）大会，介绍其自1986年开办家庭农场以来对农耕文化20多年的艰难坚守。老人敏锐地指出“这是一个从中国城市化引出的话题”，然后十分明晰地阐明了所要保护坚守的农耕文化，是指“传统的、原始的具有手工操作的农业生产”，具体而言，即：
农民长期农耕生产中，生产劳动中形成的一种风俗文化，包括生产工具，耕作技术，民俗民风，口头文学。
刘映升对此坚守的目的何在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为了提示人们“回归自然、返璞归真，记住自己的根，记住乡愁。”
这是一位饱含农耕认同及乡土情怀者的文化表述，与卢作孚、威廉斯等人的阐发、践行一样，构成了乡村论说的多声谱系和复调话语。
结 语
在人类文明的城乡演化史上，北碚是一个缩影，也是一种参照。
结合由“英国经验”开启的全球进程来看，现代化潮流中的世界各国形成了城乡之间的二元对立：一边是“乡村怀旧浪潮”，一边是“城市发展主义”，各执一端，各显利弊。历史的前景依然处在矛盾两难之中。
若将北碚案例置入近代中国的演进脉络来做观察，21世纪中国的乡村振兴可谓20世纪乡村建设的历史延续。而在人类文明的城乡演化上，整个中国的现代乡建不过是跨国比较的另一种类型和镜像，值得进一步总结和反思。其中的逻辑与本土背景密切相关，既可谓根深蒂固，亦堪称支脉缤纷。
进而论之，就全球城市化语境下的“乡愁乌托邦”意象而言，从民国卢作孚在北碚开启的“城市公园”到如今地方政府在成都主张的“公园城市”，不妨视为两级对应的乡建象征和类别调整的愿景妥协。值得注意的是，或许出于对过度城市化的前车之鉴反省，在后一种类别的表述中，倡导者们还发明了一句颇为精妙的中庸概括，力图将以往对立的两级链接起来，称为——
公园城市的乡村表达
在与之相关、强调城乡融合而非对立的新话语中，二者关系有了新的界定：城市并非一方独霸，乡村也不再边缘陪衬，而将体现为互补共在的彼此依存。以此为前提，城乡民众今后的共同任务，则转变为“把乡村作为体现公园城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基底和最大载体。”
公园城市：调整中的成都新愿景
在西方社会，则有从《雅典宪章》（1933）到《马丘比丘宪章》（1999）的理念与实践演变。前者开篇即声称“城市与乡村彼此融会为一体而各为构成所谓区域单位的要素”， 后者则转向保护自然，呼吁扼制城市扩张，强调：
由于城市化过程正在席卷世界各地，已经刻不容缓地要求我们更有效地使用现有人力和自然资源。
转眼近一个世纪过去，被世界各地关注的城乡冲突及其引发的多重反思是否都可被归结为“乡愁乌托邦”？如果是，其前景将会如何？照王杰的概述来看，与负面化了的“敌托邦”、“异托邦”等均不相同，“乡愁乌托邦”具有正面的双向价值，作为一种文化精神与实践，
它一方面从过去探寻那些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被破坏了的、但仍具有合理性的社会组织形式和机制;另一方面，它又能够在多重文化叠合的当代语境中酝酿属于未来的力量。
是否如此？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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